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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博彩十大信誉网址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去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

博彩十大信誉网址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应该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药店买药自治几乎没什么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多年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和收入的机会向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当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当时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稳定国内局势。因此,无暇顾及发展经济。1927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在平息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

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比如,若干年前,在北京一套普通的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000元。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的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出声音的场所,因为在二战之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联合国里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一票保证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则另当别论)。博彩十大信誉网址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那些过剩的内需也就不复存在了。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当国际游戏规则是以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那种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晚清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实力,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倍。从1820年到1914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40多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等),英国派军队于1868年攻打乌拉圭,于1891年进攻智利等。在亚洲,同样是以保护其产权利益为由,英国分别于1840~1842年、1856~1858年攻打我国(即两次鸦片战争)。博彩十大信誉网址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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